为人处世

成败的理解

牛阿牛 — Thu, 01 Jan 2009 02:49:00 GMT

成败是什么？

成败就是现实和期值有差异，正向差异，可以成为成功，反向差异可以认为失败。

成败我个人认为分二种：////////////////////////////////////////////////////////

1.他人心中的认为你的成败

2.自我心中的认为自己的成败、

根据前面的描述，

他人认为你的成败，是基于他人对你的期望和现实的差异。

自己认为的成败，也就是说基于给人的期望和现实的差异。

这两者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会一样的，一个人对自己的期望跟别人对自己的期望差异很大，

或者说别人给你设定的理想和方向也许跟你自己的理想和方向差距很大。

这里主要想表达的，一个人应该坚信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要考虑太多其他的干扰。

在奋斗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其他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进行判断和评论甚或阻挠（他们也许是善意的，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需要考量，但不能失去方向）。

很多少年天才，慢慢默默无闻。原因不外乎，努力不够，方法不当，更重要的就是信念不坚定。

也有很多人，别人认为他很成功，可是他自我感觉却很失败，也许就是说他没有走自己期望的方向，走了别人期望他走的方向。反过来的情况，就很难说清楚，也许他在成功的路上，也许他真的需要重审一下自己的方向。

信念不坚定，应该主要表现在，内心信心不足，另外外界干扰因素太重；慢慢在别人给你设定的方向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也许，一两个人（一两次）别人说你很失败，你不在乎，你知道自己在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价值观）。然而，当很多人（很多次）都认为你失败时，是不是还能依旧坚持自己的路呢。

愿每个人都能走自己的路（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要尊重），但自己的路还要靠自己走（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成功是项心理游戏 zt

牛阿牛 — Mon, 05 May 2008 01:26:00 GMT

下面是摘抄原奥运长跑冠军王军霞的一段自述：

“瑞士的豪雅表曾经有这么句广告语：“成功是项心理游戏”。一点不错。

　　这两天和晨报的朋友聊起来，才知道中国的游泳教练，就曾经利用这句广告语，在比赛前给运动员心理暗示，乐靖宜就是在这种激励下，正常发挥水平，夺得了奥运金牌。

　　没从事过竞技体育的人们也许不知道，心理素质对于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在重大赛事中的表现，会起到多大作用。我看大家探讨过许多中国足球队心理素质差的话题，但对于其它运动项目来说，心理一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确实有这样的运动员，训练中比谁都强，但是一到比赛就抓瞎。训练中比谁都跑得快，比赛中落到后面不说，还老摔跟头。心理上太过紧张，然后影响自己的竞技水平，这种影响在比赛中会导致成绩有天壤之别。

　　比赛前我也是一样，会非常紧张。脑子里就是想着比赛的事，像放电影一样，怎么跑、旁边是什么人，甚至能够感觉到风在耳朵边掠过。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不想这些都难。有时候让大脑告诉自己：“不想了，睡觉！”但就是做不到，想得反而更厉害了。到最后就忍不住急切盼望比赛的到来：“赶紧比完得了！哪怕是最后一名，赶紧结束吧！”

　　说了你别笑，重要的比赛之前，有的队员一晚上能上11次厕所，有的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都是在我身边真实发生过的。当时我就想：这样的话，能出成绩吗？

　　这种紧张除导致休息不好、体能受影响外，在身体上也会让运动员对自己开始没信心。一想到比赛就腿发软，心跳加快，觉得自己没平时那么有力量，这种感觉处理不好的话，绝对有负面影响。

　　我自己的反应是：发麻。比赛前我的感觉就是浑身发麻，胳膊和腿都像是麻的，使唤起来有点不活络。该出发了，哦；该检录了，哦；活动活动？觉得肌肉很硬，跑起来“梆梆”的。

　　你看我们的长跑比赛，一出发胳膊和腿的幅度都比正常要大，大家都紧张！第一圈的速度一般都快于计划，到后来才慢慢恢复正常。

　　如果大家都没有紧张情绪，比赛会是什么样的？会有更好的运动成绩吗？不一定！因为没有足够的焦虑和紧张，身体无法发挥最大潜能。紧张，意味着全身器官已调动起来，要面对即将到来的极限。

　　该怎么把运动员赛前的紧张情绪调节好呢？外界的暗示很有作用。1996年奥运会之前我状态很不好，毛德镇指导就总跟我说：“你的实力在那里呢，怎么跑都赢。”这话给我很大自信心。后来在5000米比赛前，崔大林、袁伟民和伍绍祖都找我谈话。最后伍绍祖主任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王军霞，不管你跑第几名，我们都能接受。”我记得当时我心头的一块石头“啪”地就掉下来了，人一下子感觉轻松了很多。

　　据说中国游泳队的教练曾经大胆地用这么种方式调整运动员赛前的情绪：比赛前一个月跟队员说：“你已经练到家了，这最后一个月你自己制定训练计划，自己看着办吧！”我觉得这绝对是个奇招，运动员会想，教练对自己这么有信心，自己的水平肯定已经足够了。

　　“松绑”、“卸包袱”这话大家一直说，但说多了没用，关键时刻一句话就够了。”

近年来探讨心理因素和运动表现关系的研究焦点,由运动员人格特质逐渐转移到运动员的认知型态上，即是指个人对身处情境的知觉,解释和反应方式.竞技者在专注,自信心,压力处理与逆境调适三项心理因素上期望程度与实际表现往往有很大的差距。

有心理测试表明：在参赛者实力接近的情况下，某个名字出现在秩序册上都会导致一些运动员出汗，呼吸加剧乃至脚发软的过度紧张情况。

中国棋手的心理疾病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对对手的过度拔高，二李如何如何高棋，等等。这种心理暗示源自马晓春，喧嚣于媒体。在心理层面，其导致的恶果是优势的时候反而过度紧张，行棋过份保守；劣势的时候趋于绝望，缺乏足够的抵抗意志。

2、对抗压力的情绪调整问题。棋手很多情况下面临稍有优势而面临对手和时间双重紧迫追赶的情况，这种时候，棋手会产生焦虑情绪，如果控制不当，就会使大脑僵化，使技术走形，俗称勺子。许多输棋都是这种模式。

回头说说古力输的棋，有经典意义。偶认为，古力在本身大龙面临危机的时候绝不象他表面所见的那样漫不经心，他正来到一个极限的焦虑状态，他太想赢，而且眼看要赢，却一时无法找到正确的路径，他开始被这个焦虑所控制，无法达到大脑思维的开放状态，反复在有限几个已被自证的死胡同里打转，最后走了步二路挤。而当输棋确定，这一焦虑失去存在的基础后，他却迅速找到了最强的抵抗手段－－－应该去团。

常胜将军常胜的秘诀是：因为他常胜，所以他的对手心理会变得更多疑，情绪上更敏感。这是心理争胜的马太效应。韩国人，正站在这个马太效应的优势一方。不自觉打破这一心理格局，中国棋手仍会有惨痛二十年。

天才的本质，不在于掌握的量有多少，而在于他能更深入地直指本质 zt

牛阿牛 — Thu, 03 Jan 2008 04:56:00 GMT

某六段认为现在围棋的飞刀太多，故判定范施最多只有业6水平。只此一句，暴露该棋手无论棋史知识还是哲学认识都有所欠缺。

日本棋史上，幻庵因硕一门苦心钻研斜千变定式，设计了诸多飞刀，希望冀此击败丈和。结果呢，飞刀的确亮出来了，但丈和凭现场计算就粉碎了因硕一门长久的钻研设计，并在中盘凭借三个妙手击败赤星因彻，令其当场吐血。

《天龙八部》里，武学知识最渊博，对各路飞刀了解最深的的是谁？王语嫣，但最末流的武师都可一招击倒她；最威猛的战神是谁？萧峰，但萧峰可能是金庸书中武功套路描写最少的主人公，看不出他掌握多少武学知识与飞刀套路，临敌时更多地凭着对武学的天才理解而随机应变，见招拆招。萧峰与玄难对敌时，玄难的袖里乾坤可谓招数精妙、套路繁多、飞刀密布吧，但萧峰却用最普通的太祖长拳。结果怎么样，玄难精妙的招数更像花拳绣腿，而简单的招式在天才手中使出来，却上人感觉招招都体现着武学的本质。

在禅宗历史上，神秀跟随五祖修炼多年，博览群书，精通佛典，且勤修苦炼，慧能不识一字，半路出家后只在柴房里干点粗活，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谒语，直指佛理本质，比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高了一个层次。

围棋是竞技，更是艺术、是哲学，这几方面都是只有天才方能达到顶峰的。天才的本质，不在于掌握的量有多少，而在于他能更深入地直指本质，能在纷繁复杂的迷宫中找到最近的出路，能随机应变地主导局势发展。普通人靠勤奋可达到因彻、玄难与神秀的水平，但丈和、萧峰、慧能才是天才的奇葩，是竞技艺术哲学的传奇。

神秀曾派人追杀慧能，正如六段嘲讽范施吧。

“金鸡独立”-不是想不到，而是没有想

牛阿牛 — Mon, 17 Sep 2007 05:25:00 GMT

“金鸡独立”，虽然不是很难，但能在实战终局时走出来，用一套小型组合拳将对方撂倒，真的很令人快慰。

如下图：黑左边空里味道比较恶，有棋么？

只有有激情的人，才愿意去思考；只有去思考的人，才会有发现；只有有发现的人，才会去行动；只有行动的人，才会有坚持；只有有坚持的人，才可能有成功。

中国人缺少什么 zt

牛阿牛 — Wed, 29 Aug 2007 01:23:00 GMT

中国人缺少什么



     一、对百年文化反省的一个反省：什么逃脱了反省反而成了反省的前提？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来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德国人缺少什么》。遗憾的是，尼采讲这样的题目用不着做譬如说德国与东方或者德国与英国之类的比较，他只是把德国的现状与他心目中的标准做一个比较，然后直截了当说出他的批评意见来。而一个中国人讲《中国人缺少什么》这样的题目，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题目。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弱点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从来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里。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挨打，我们到今天也不会想到反省。不过，挨打之后，我们也真着急了，反省得特别用力，以至于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说得最多的话题。该说的话好像都说过了，再说就不免老调重弹，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类讨论。

     　也许由于我始终与这个话题保持着一个距离，因此，当我现在来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获得了一个与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来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对象呢？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因为挨打而开始反省的，反省是为了寻找挨打的原因，改变挨打的状态。之所以挨打，明摆着的原因是中国的贫弱，西方国家富强。所以，必须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富强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为了富强，中国的先进分子便向西方寻求真理。所谓寻求真理，就是寻求西方国家富强的秘诀，寻求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法宝。这种秘诀和法宝，在洋务派看来是先进的技术和武器，所谓“西洋奇器”和“坚船利炮”，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看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或共和，在新文化运动看来是科学和民主。当然，你可以说认识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未变，就是把所要寻求的真理仅仅看做实现国家富强之目标的工具，与此相应，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会妨碍我们富强的弱点上。我不能说这样的出发点完全不对，不妨说是形势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这样的寻求真理和这样的反省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二、以严复为例：用实用眼光向西方寻求真理


    　　我以严复为例来说明我的看法。严复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他是百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和杰出代表，其影响覆盖了世纪初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首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应该把这些哲学也引进来。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说，特别是他，亦是用实用眼光去寻求真理的。

     　　大家知道，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严复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关于他的翻译，我想提示两点。第一，他引进的主要是英国的社会哲学，之所以引进，除了他在英国留学这个经历上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在他看来，斯宾塞的进化论社会哲学是警醒国人起来求富强的合适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译的方式是意译和节译，通过这个方式，他舍弃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内容，更加鲜明地贯彻了求富强这个意图。

     　　举一个例子。在他的译著中，有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他译做《群已权界论》。这部著作的主旨是确定社会对于个人的合法权利的限度，为个人自由辩护。在书中，穆勒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是：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样，生气勃勃。书中有一句话准确表达了他的出发点：“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论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洛克、约翰。穆勒以及严复最信服的斯宾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以罗尔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都是把个人自由看做独立的善。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优先，他认为较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构成接受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还强调，自尊即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则反复阐明，个人自由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不能用诸如政治自由、内在自由、作为能力的自由等具体的自由权利来混淆它的含义。

    　　可是，在严复的译著里，这个核心不见了。在他所转述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见约翰。穆勒《群已权界论》和斯宾塞《群学肆言》）中，个人自由成了一种手段，其价值权权在于，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进化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导致国家富强。

     　　与德国哲学相比，英国哲学本来就偏于功利性，而严复在引进的时候，又把本来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结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仅仅当做求富强的工具，而不同时和首先也当做目的本身，这种情况的发生就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必定会对人家理论中与求富强的目的无关的那种内容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即使看见了，也会硬把它们塞进求富强这个套路中去。

    　　这个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倾向。究其原因，只能从我们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去找。由于重实用，所以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在世纪初的这班人里，严复算是好的，他毕竟读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辈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后信口开河（将听来的个别词句随意发挥，与佛学、中国哲学、西方其他哲学片断熔于一炉），为我所用。也由于重实用，所以对于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学和精神关切的内容，就读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没有精神价值的地位。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

     　　我不否认，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问题也相当重视，例如严复提出要增进“民德”，梁启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鲁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第一，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做个人，而是被看做“国民”，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因为它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第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社会功利，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


    三，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１８９８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１９０３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势中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徇，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沿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


    四，中西比较：对精神价值的态度


     　　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以及为实现富强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精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命命，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云云。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承认精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徇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

    　　你们一定已经想到，我是选面王国维的答案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这是明显的事实。我暂时先提一下这方面最直观的一个方面。在欧洲国家，任何一个城镇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经有某某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在那里生活过，或者居住过一些日子，他们必会精心保存其故居，挂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时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这样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数十处。在巴黎先贤祠正厅里只安放了两座精美的墓，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如果不算建祠时葬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人，进入先贤祠的必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总统之类是没有资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几处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主体部分，我们就可知道其间的差别了。


    五，从头脑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说我们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德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能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

    　　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人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惟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牲的科学烈士。


    六，从灵魂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已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为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亡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而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从总体上看，我们在生命的根据问题上是远不如西方人认真。

    　　有人说，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中国哲学在这个方面非常丰富和深刻，为世界之最。从比重看，人生哲学的确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而在西方哲学中则好像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若论人生思考的丰富和深刻，我仍觉得中国不及西方。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我推测，很可能是因为对死抱着不同的态度。对于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便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做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就是为了使这上灵魂达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死。至于在基督教那里，所谓上帝无非是灵魂不死的保证罢了。中国人却往往回避死的问题，认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讨论，讨论也没有用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的态度和老百姓一样朴素，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以死生为一条”，抱的也是回避的态度。从死不可避免来说，对死的思考的确没有用处，但不等于没有意义，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事实上，对死的思考不但不关闭，反而敝开了人生思考，把它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为生命寻找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根据和意义。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了。中国之缺少形而上学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论远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品格，仅是其道德学说的延伸，然后又回过头来用做道德学说的论证。所谓“天人合一”，无非是说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同一种道德秩序罢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巴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七，其他弱点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点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
     例如，为什么我们不把个人自由本身看做价值和目的，而仅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觉得有必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思想自由地他就确实不重要；如果他不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灵魂来给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梁淑溟说得很传神：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耶克确实告诉我们：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奇怪的是，在当前的哈耶克热中，人们对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很少关注，往往把他的理论归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

    　　又例如，梁启超曾经提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的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

    　　我想再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说几句话。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我并不反对适应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我们不妨把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做一个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承担方面决不亚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们同是又极关注灵魂问题，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作为思想家来面对社会问题。只要想一想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下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偶然吧。


    八，原因和出路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是复杂的。不管怎样，作为综合的结果，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王国维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他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因此，他与德国哲学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对哲学的这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关注和研究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与严复的实用性的译介之家喻户晓成鲜明对照。他后来彻底钻进故纸堆，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我认为应该从这里来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说，淘汰机制的作用迫使他从较强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较弱的精神性上来。

            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来，怕被淘汰就是一种实用的计算。如果你真的有纯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应该坚持。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立志从事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学术的人，即以精神价值为目的本身的人。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整体素质和传统资源，肯定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取得伟大成就，出不了海德尔、卡夫卡、毕加索，这没有关系。而且，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才去从事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价值当做目的而是当做手段了，你的确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

官子 zt

牛阿牛 — Sun, 29 Apr 2007 01:44:00 GMT

官子篇

在现在，官子的意义与古时已经不同，是指棋局快结束的时最后的定型。收官往往被我等业余棋手所忽视，实际上由于收官，或翻败为胜，或大优之棋反被逆转，此等情况屡见不鲜。即以李昌镐而论，好多人输就输在他天下第一的官子。这也可见官子的重要性。

那么对毛泽东来说，从什么时候，他的人生进入收官阶段呢？对于这个问题自然见仁见智。我的答案是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开始。原因在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也受到巨大打击，身体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他真的必须考虑身后之事了。所以我想从这儿开始算收官阶段是合适的。

以我浅陋的学识，来评论毛泽东这样一个人物，也可说不自量力了，但是我不抛块砖，你们哪肯拿玉来砸我呢？所以，我也就斗胆从人事安排这个方面来讨论一下毛泽东的收官之作。

毛泽东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据说当时也很出许多人意外。现在我能看到的关于华国锋的言论无外乎是批评他的“两个凡是”，还有的品评华国锋穿着如何土，好一点的不过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我以为华国锋被低估了，想一想，在主席去世的时候，那样一个波谲云诡的时刻，华国锋凭“你办事，我放心”六字，内结叶帅，外从民意，一举将四人帮打倒，使国家归于安定，这样的人岂是无能之辈？叶剑英，主席把他看作是安汉的周勃，是专门留给华国锋的定海神针。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邓小平，对于邓小平的安排，颇为诡异。我以为，在主席心中，周总理之后，邓公是总理的不二人选。75年的时候，邓公突然复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管经济的整顿工作，经济有了很大气色，但半年之后，又突然被打倒。邓公曾三起三落，这是最后的一起一落。现在人们对邓公的最后一次打倒都解释为邓的路线偏离了毛泽东的方向。但我还有另外一个揣测。叶与邓是毛泽东留给华国锋的一文一武，但以华的资历，能压的住邓吗？邓能甘居其下吗？所以，在毛的手里，将邓打倒，到华的时期，再给邓平反，然后三顾茅庐，请其出山，如此一来，邓对华必有感恩之心，也许会衷心拥护华。这样的话，华的掌舵，可不偏离社会主义路线，叶可保证军队及国家的稳定，邓的才华又足以使中国经济走上正确轨道，这个三架马车才是主席心中的构想吧。可惜的是，也许是华没理解主席用意，也许他度量小，总之，华不但没主动邀请邓出山，反而面对老同志要邓出山的呼声进行压制。这样后来由于老同志和人民呼声才复出的邓小平，收拾起来华国锋一点愧疚都没有，也得到大多数老同志的支持。

这也可见人力有时而穷，所谓半由人事半由天吧。所以扣点分，在收官这项，毛泽东有8D实力。

劫 zt

牛阿牛 — Sun, 29 Apr 2007 01:43:00 GMT

围棋中“劫”这个东西实在太奇妙。人死不能复生，棋死却可劫活。善打劫之人，直可翻天覆地，倒海翻江，千变万化俱从“劫”中生出。

劫，在道家又谓劫数，乃注定而不可避免之事。五行山者，孙悟空之劫数也。朝鲜战争，新中国之劫数也，毛泽东之劫数也。此劫，于美国而言，若输，不过失掉南朝鲜，虽然损失不小，但不会伤筋动骨，所以是个轻劫。此劫，于新中国而言，若输，恐怕又得去打游击，所以此劫甚重，可谓天下大劫。但如果不参战，让美国饮马鸭绿江，则新中国仅有的东北工业基地将在美国大炮射程之内，无数的资源将被牵制，中国将永无宁日。据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抉择的事情，这劫打还是不打？！

60年后，现在有很多人又被别有用心的人所蒙蔽，认为中国参战是个错误，说中国巨大的牺牲不过是扶植了一个“独裁政权”。这些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鼻子前一寸远，不足与论。实际上，且不说，朝鲜战争在中国边境造成一块缓冲区，也不说由于朝鲜战争的胜利而大大提高的国际威望，即便是现在，我们还从中获益匪浅。君不见，六方会谈已经隐隐成为东北亚安全机制，中国在其中，起的是组织协调的作用，有极大发言权。可说，若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周边环境不知道要恶劣多少倍。这个天下大劫，毛泽东打赢了。

七十年代，越战爆发，据现在的解密，当时中国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否则中国将参战。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知道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所以自始至终，真就不敢过十七度线。此劫我轻敌重，中国只不过物资支援，美国却深陷越战泥潭，人员伤亡惨重，国力也大受损耗。此劫于我而言，可谓“无忧劫”。越战的结果，使中国东南有了缓冲区，对中国的封锁，又有了个缺口。美国却遭到空前失败。一时间，国际形势大变，实际上，正是为了摆脱越战泥潭，才会有“乒乓外交”，才会有尼克松跑到北京与毛周会晤。可以说此劫的胜利直接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准备了必要的国际环境。

五十年代著名的金门炮战是毛泽东的又一杰作。当时，蒋介石受到美国巨大的压力，被逼从金马撤回台湾岛，划海而治，搞两个中国。要说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这点上真是做的不错，始终坚持统一。但是美国压力太大，蒋介石撑的也很困难。然而金门炮战改变了这一切，毛泽东对金马是打而不取，后来更是发展到单打双不打，使金马实际上成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纽带。这真是天外飞仙般的构思。蒋介石也心领神会，坚决顶住压力，绝不放弃金马，声称紧急时刻，将单独与大陆作战。要为”自由世界“而与”邪恶共产主义“作战。其实蒋与毛俩人联合起来与美国人玩呢，呵呵，配合默契。我以为毛和蒋都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金门炮战后来打打停停，一直进行了30年，直到79年中美建交才结束。这时候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已经承认一个中国，所以也没必要打了。可说，毛泽东不占领金门，蒋介石不放弃金门，使得大陆和台湾在三十多年的隔绝中保留了一个联系渠道，而金门炮战更是一种奇特的联系方式，也为现在的交流保存了火种。毛泽东是天才的设想，蒋介石领悟的机敏，不愧和毛泽东作了一辈子的对手，俩人在这件事情上高度默契。

此劫可谓”长生劫“。

6项思考帽:

牛阿牛 — Thu, 01 Feb 2007 03:02:00 GMT

六顶帽子的思考方法

白帽: 资料与信息

红帽: 直觉与感情

黑帽: 逻辑与批判

黄帽: 积极与乐观

绿帽: 创新与冒险

蓝帽: 系统与控制

http://blog.vckbase.com/Files/Knight/6项思考帽：平行思维工具训练.zip项思考帽：平行思维工具训练.zip

板砖精神的风险收益

牛阿牛 — Wed, 31 May 2006 09:12:00 GMT

板砖精神的风险收益

板砖精神的3个精髓:

1、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管是去昌平作公共厕所的垫脚石，还是在中南海作影碑，那都是“组织”要你发挥自己的作用。你就要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并且在需要换掉的时候，就要被换掉。

2、板砖永远冲在最前面，要敢于把自己抛出来去“引玉”，这一点在多人开会时候尤其关键，否则大家都避重就轻，只是随声附和一些达成共识的部分，每个人都显得很有思路，其实都是狗蛋……会议本来想达到的讨论效果呢？都＝0了。

3、板砖只认脑袋不认人，该拍就要狠狠地拍下去，不管是对于领导还是对于谁。因此，领导不是绝对正确，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了，做为文化人，方式也是要注意些的，且不可犯一些礼貌方面的忌讳。）领导不希望别人都附和他，领导也希望底下人能够三思而后驳－只要你驳的有理有据。否则，领导还要征求大家意见何用？都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写好了，大家执行算了。

板砖精神第一条：估计除了争权夺利的人做不到外，大多数人多作得到；而且后者居多，只要不太损坏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会忍让的。但很明显，没什么风险，但也基本没什么收益，甚至个人既得利益也会受到损坏。所以第一条对任何人来说，几乎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生活的需求，都有人生的目标，有几个甘愿作别人的垫脚石，而没有任何收益呢。。。

现实中的实例很多，尤其是当兵的底层兄弟。

板砖精神第二条：作为抛出的板砖而言，经过个人的思考，总是不够严谨，不够完美。提到会议上来，一般会被领导视为考虑不成熟的想法，而且对提出者的印象是草率；而后经过大家的修补更新，变得完美起来。但很少有人关心是谁提出的轮廓，而更多关心的是谁把他最终搞的完美。其实，一个想法的产生，初步的架构，其下的工夫绝对不会不少，但可能最终还不如对细节的修改者所产生的效果好。这也不算最严重的，只是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而已，稍微损坏一点自己在大家心中的印象。

在公司混，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当然在于有没有名主，但是几率比较低。

板砖精神第三条：

理智上：大家既需要相同的观点抚慰疲惫的心灵，又需要离经叛道的论调刺激乏力的创新思维！

实际上：大家的自尊心都非常的强，尤其面对下属，（具有心理上的绝对优势，似乎处处都不如己）很难听得进去；即便暂时听得进去；日后也怕对方在其他公共场合损伤自己的尊严，给予的机会越来越少。在一个企业，你可能机会越来越少，但还有换企业的可能性，可是在一个国家机构的话，估计翻身的机会微乎其微。

风险太大，收益太小：

古代的板砖：

秦始皇：作为一代帝王，最初也是广开言路，善听劝谏的；蔚缭，李斯是当代的板砖，他们的命运由于历史的状况-急需人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但在秦始皇清理缪毒，远逐皇太后时，连续杀了27个谏臣，这27个理所当然的板砖。可见板砖的风险太大->3/27

唐太宗甚或在魏征一次直谏后，执意要杀之，后来皇后阻止了他。百年一见的裙带关系，还有杀臣之心，其它屈死的更多。

上面的风险之大，作为臣子，不小心就是掉脑袋的问题；而收益不过是很少一部分收到重用，而且很多是短期的重用。

现在的企事业想当一部分领导－职位不高，自尊心超强。10板砖能有1得到重用就算不错啦。

说这么多，并不是警告板砖不再作板砖，而是希望需要板砖精神的企事业能够认识到，为什么板砖精神不易置入人心。了解了缘由，也许有利于推行板砖精神。

只有一次机会zt

牛阿牛 — Sat, 08 Apr 2006 13:40:00 GMT

只有一次机会

朋友从国外回来，想投资开一个西餐店，我帮他选择地点。我们跑遍了整个城市，看了无数的房子，最后他从中挑选除了10个，列为准店，把它们在位置、环境、布局等方面的优劣列成清单，反复比较，从中优选出3个，然后把这3个店的位置、环境、布局及服务内容等做市场调查，根据调查反馈，最后确定其中一个，接下来开始装修。朋友请来装修公司，详细地讲述他的意图，对方耐心地听着。开始还为他的认真感动，到后来就有些不耐烦了，他也真是太详细了，不仅店内所有的空间包括门厅、厨房、卫生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而且，店外远至百米的路段也做了精心布置，简直精细到极点。我看着他，突然感觉有些陌生，原来挺豪爽大气的一个人，几年不见，怎么竟变得婆婆妈妈，心细如针？

店终于按照朋友的要求装修好了，进到里边，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舒服，第二感觉还是舒服，你能想到的他全想到了，你没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可他还不放心，让我们帮他挑毛病，看看还有什么没想到的地方。我看着他，越发觉得他陌生了。从选店到装修，不仅多跑了许多路，多花了许多钱，更重要的是，花了许多时间，如果换成我，现在早营业赚钱了，可他还在这儿挑毛病。我说：“挺好的，赶快开业吧，早开一天早收入一天。”

朋友看着我说，“正式开业还要等一个星期，从明天开始，我请你带朋友来吃饭，全部免费，但又一条，每吃一次，至少要提一条意见。”

“为什么？”

“因为在欧洲，不能让客人等候超过5分钟，不能让他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现在开业，我没有把握，所以我付费请咨询公司替我找最挑剔的顾客来，如果你方便也请你来，多挑毛病！”

“你也太认真了，这是在中国，不用这样，要我说，先开业，发现问题再说，现该也来得及。”

“不，我不能拿顾客做实验。在欧洲，我做过调查，开业最初10天进店的顾客，基本上是你店里长期的顾客，如果你在这10天留不住顾客，你就得关门。”

“为什么？”我有些不解，“一个新开的店，有点不足是难免的。客人也会谅解的，下次改正就行了。”

“不，没有下次，只给你一次机会。我刚到国外时，觉得他们很傻，你说什么他都相信，你如果想骗他其实很容易，但是他只给你骗一次，以后他永远不会和你来往。在工作中，只要是你本人的原因犯错，你就得走，你不能说：对不起这次我错了，给我机会，我保证下次改。没有下次，只给你一次机会。”

我看这朋友，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天来，他如此认真，如此精细，这个在我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店，在他看来，仅次于他的生命，因为他深深知道，这既是他的第一个店，也是他最后一个店，成败只此一次，没有再一，更无在二。

点评：在变化万千的信息时代，客户给我们的机会其实也只有一次，关键我们是以何种态度对待。如果我们有下次再来的心思，那么总有一天会被客户抛弃。做我们每天面对的工作，也是如此。